如果一场灾难能够被我们从理性上分门别类，找到某种内在的因果关系，甚至因此而得出一种解决之道——那即使它时隔不远、并对我们的世界创巨痛深，我们在谈到它的时候也能显得更轻松。
“因为看得清，让我们在精神上站得远”这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百年来，人们如此执着的从各个角度去观察、分析两次世界大战。但时至今日“大战”，依然是一个让人难以充分理解的灾难。人们找不出它的因果关系，也就谈不上什么解决之道。“因为看不清，人们只能拼命的往前挤！”
一方面、百年来的研究者们已经掌握了关于两战的海量惊人细节，以至于多米尼克·利芬可以在《走向火焰》里骄傲的表示，一战这个主题“最后的前沿在俄罗斯”，尤其在“莫斯科的外交部档案馆”。而且这个档案馆在他的研究结束之后一周，就因为“地面沉降问题而闭馆了”。
而另一方面亚历山大·沃森却用《铁壁之围》这本书给出了另一个答案：即使“一战这个题材的最后前沿”闭关了，即使不去索菲亚、布加勒斯特或君士坦丁堡的档案馆，而是把目光集中在德国和奥匈帝国这两个“大战”永不缺席的角色身上，只要不单纯地把他们看作灾难制造者或灾难本身，一个历史学家依然可以写出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一本可以让读者从根本上重新认识作为一场战争、同时也是巨型灾难的“一战”的本来面目的份量之作。
一战作为一场战争，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对它的爆发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二战带来的灾难更多，但关于二战为什么爆发，能够清晰地用因果关系加以解释，二战可以找到具体的罪魁祸首，甚至知道他们已经被绳之以法。但一战刚好相反，没有人为这场战争的爆发负责，甚至关于它为什么爆发也引发了持续几十年的长期争论。
如果抱着这个目的去读《铁壁之围》，客观地说其实看不到什么有新意的观点，这是该本书逊色于《走向火焰》的地方。虽然公平的说本书的前两章写得很有趣也很有新意。在战争爆发的原因这个问题上，沃森并没有表现出他的才能。但在一战为什么成了一场灾难这个问题上，他给出了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果抱着这个问题坚持或跳过前两章，就能触碰到这本书的真正主题，到底是什么让“大战”变成了恐怖的深渊。
沃森给出的解释是两点：“规律的失效”和“当规律失效之时，精英的疯狂”。
1914年秋天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强国的首脑想要制造一场世界大战。德国和奥匈帝国想要一场惩戒塞尔维亚的巴尔干战争。法国和俄国则试图以阻止这场巴尔干战争作为自己的外交胜利。英国对它们双方的诉求既困惑不解又希望自己能置身事外。但所有这些或多或少的和平意愿结合在一起促成了一场世界大战。
即便如此也不能说他们就希望制造一场像一战那样的灾难。当时站在舞台中央的精英人士中没有一个认为战争会变得如此凶残还持续如此之久。如果说威廉皇帝告诉出征的士兵“不待树叶落光，你们就能凯旋而归”显得太过于乐观。那么围绕在他身边的军事精英们对战争的判断也保守不到哪去。无论身处协约国阵营还是同盟国阵营，大部分军事精英的看法都是战争将在1914年圣诞节前后分出胜负。
原因也很简单，一战交战各国军方所希望的都是打一场像1866年普奥战争或者1870年普法战争那样短促却剧烈的战争。普奥战争是所谓的七星期战争，普法战争虽然经历了巴黎革命和围城战，也没有持续太久。这两场战争的经验是只要以最快速度动员起最庞大的兵力，并集中到起决定性作用的战场，就可以快速分出胜负结束战争。
这样的经验让1914年秋天所有的参战国都在拼命进攻。德国拼尽全力挥出一个右勾拳去打击法国，它知道法国也会拼尽全力挥出一个右勾拳来打击德国占据的“阿尔萨斯-洛林”；俄国猛烈进攻德国的东普鲁士；奥匈帝国首先试图猛攻塞尔维亚，失败之后又把剩余力量用来猛攻俄属波兰；所有这些行动都基于相同的经验推导出的相同规则。目的也都一样，就是速胜。
如果这些进攻当中有一个取得胜利，无论是德国突破了英法联军占领了巴黎，还是法军突破了薄弱的德军左翼，跨过莱茵河，抑或是俄国哥萨克成功闯进柏林都可以让战争结束。假如一战真的在1914年年底结束，它造成的伤亡和破坏远会远超普奥和普法战争，但它绝不会变成一场灾难。
遗憾的是除了俄国在奥匈帝国所属的加利西亚发动的进攻取得了胜利之外，其他各国发动的进攻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交战各国的军事精英所信奉的规律第一次失效了。规律为什么失效已经被无数人说了无数次，但“为什么”其实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所遵循的规律失效时，他们所做出的选择——精英的疯狂或者不择手段。
当交战各国的精英集团意识到自己遵循的规则无法奏效时，能做出的最好选择其实是就此收手。尤其是对德国和奥匈帝国来说，“胜利”的唯一希望在于“速胜”。这两个中欧强国的人口不如法俄同盟、工业实力不如英法俄三国协约，消耗战对它们来说完全没有希望。因为英国统治着海洋，从战争爆发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封锁它们的海上贸易路线，德国在和平时期粮食都无法自给，更遑论打持久战了。
让德意志帝国敢于对法俄宣战的原因是所谓的《史里芬计划》。《史里芬计划》的根本就是利用时间差快速打败法国和俄国，实现速胜，避免消耗战。当1914年的整个运动战被证明为一场灾难时，德国的最好选择其实是立刻谋求和平。
如果发动战争的总参谋长小毛奇说“我们已经输掉了战争”时，德皇和帝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趁机停战，在1915年谋求一个体面的和平，战争也不会演变成一场灾难。但面对规则的失效，交战各国的政治和军事精英都不愿接受明摆着的事实，无一例外选择用更疯狂、更不择手段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认为战争已经失败的小毛奇被认为战争还有一息希望的法金汉取代。而法金汉将军用来争取胜利的手段简单到令人震惊。古往今来的所有统帅都希望尽可能的发扬战争中的“英雄气概”或“戏剧性”来掩盖战争作为“杀戮”的那一面。谋略部署、集中兵力、谋求突破，说到底其实都是为了掩盖战争作为“屠宰竞赛”的本来面目。但法金汉将军在无法出奇制胜、无法谋求突破的情况下选择的居然是反其道而行。
既然战争本质上就是尽可能多的杀人，那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有利得位置，让德军更好的发挥自己的炮火、更高效便利地补充弹药，同时法国人又前赴后继冲到德军的炮火下送死，就可以尽可能地消耗法军的兵力，让法国流尽血德国就能赢得胜利。这个愚蠢想法的结果就是凡尔登会战。
凡尔登会战成了灾难中的一环，法金汉报告皇帝说“凡尔登会战虽然让法国流尽了血，却也让德国流尽了血”，可战争却并没结束，法国人和英国人一起在索姆河发动了一场惊人规模的反攻，一场让德国士兵纷纷精神崩溃的，连空气里都充满了钢铁气息的进攻。
但看看战壕的另一边，协约国在运动战失败后想到的办法和法金汉也没什么两样。法金汉是试图用炮火尽可能多地消灭协约国士兵，英国的目标其实殊途同归，他们希望通过海上封锁，尽可能地饿死德国人民。如果德国人都饿死了，协约国自然就胜利了。
英国的海上封锁大显神威，不但会捕获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商船，还搜查、羁拿中立国可能驶往德奥的商船。英国还对与德国陆地接壤的国家的进出口制定配额，防止它们进口外国粮食再输往德国赚差价。针对便于控制的中立国的粮食和与战争有关的各种物资，英国甚至会行使优先购买权，让挪威的鱼烂在仓库里也不能输往德国。这样的封锁在中欧制造了前所未有的饥荒，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政府在应对这些饥荒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前所未有的无能和愚蠢。德国人抱怨说德国配给的食物只能提供一个植物人维持生命所需要的热量，而奥匈帝国甚至连这点配给都无法保障。
但战争依然并没有结束，维也纳市政府鼓励市民在花坛里种粮食，在阳台上养羊，把公园变成农田，奥匈帝国的大多数人还活着。德意志帝国用尽浑身解数，尽可能保障“军需生产”从业者的生存。德国人笑着说完美的一餐从黄油票炸肉票开始，以水冲咖啡票结束的时，“铁壁之围”下的德国和奥匈帝国还活着。
双方的不择手段都被宣告无效后，唯一符合逻辑的选择又被摆上了台面。1916年法金汉公开表示战争已经没有指望，德皇和他的宰相却又一次错过了和军事首脑一起结束战争的机会。他们让法金汉下了台，取而代之以“东线的英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德国发动战争的前提是“速胜”、“避免消耗战”。1914年速胜的希望失去后，德国的军事精英决心在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战场上接受一场消耗战。当消耗战也失败后，德国新的军事首脑决定用最可怕的持久战来取代消耗战。
兴登堡计划的全部主题实际上是在中欧盟国已经连人民的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竭尽全力让战争打得更久。这是精英集团疯狂的顶峰，因为小毛奇和法金汉虽然方式不同、至少还都在争取胜利，而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唯一能做的只是竭尽全力让自己比对手支撑的更久。这种疯狂的心理在两种因素的助长下让战争又持续了一年多。
第一是军队的特殊供应，虽然前线士兵已经开始严重营养不良，但最高统帅部依然供应各色佳肴和上等红酒。这就让手握大权的军事精英们，特别容易相信前方的士兵和后方的人民都能克服眼前的困难。当有军官质问鲁登道夫“你为什么不尝尝后方的配给食品？”。鲁登道夫的回答一瞬间就让所有人哑口无言，他说“你们当中谁想吃配给的，现在就可以。”
第二则是俄国的崩溃。俄国的崩溃在物质和心理因素上进一步鼓舞了鲁登道夫。在物质上俄国的崩溃让德奥有机会从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和罗马尼亚大量掠夺粮食来缓解后方的饥荒。在军事上则可以把东线的兵力掉往西线，加强西线的部队。但最重要的是俄国的崩溃向军事首脑们暗示了一种可能性“敌人同样已经到最后关头。”只要坚持下去协约国就可能崩溃。这种希望解释了德意志帝国最后的种种疯狂：例如无限制潜艇战，可以算是英国封锁政策的翻版。最高统帅部相信如果英法也到了最后关头，那国内几乎没有农业的英国应该是更容易崩溃的一个——英国的粮食大部分依赖进口，英国也没有管制粮食的能力和经验、更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只要在正确的时间节点大量击沉英国的运输船，就可以让英国因为陷入饥荒而崩溃。
八个月让英国战败是无限制潜艇战的目标。德国军事精英相信：英国人凭借绝对优势的水面舰艇都无法实现的目标，他们可以依靠潜艇实现。而且他们还成功地让后方的人民和帝国议会里的政党也相信这一点。无限制潜艇战成了鼓舞德国人士气的最成功法宝。U艇的艇长和水兵被宣传机器塑造成英雄，他们的战果被报纸连续报道，他们的经历甚至被拍成电影。而所有这些宣传只是为了告诉德国人，“我们离和平又近了一步”。
但U艇并不能让英国战败，却成功的导致美国参战。于是鲁登道夫又寄希望于于此前战争中总结出来的新战术和东线节省出来的兵力能够让陆军在西线取得胜利，这就是1918年的皇帝攻势。暴风突击队这种新战术既成为后方宣传的重点，也成为鼓舞前线士气的重点。所有人都寄希望于这次攻势能够在美军到来以前结束战争。在皇帝攻势的过程中，德国士兵的口号是“前进！向着和平。”
最后U艇和暴风突击队再次被证明无法扭转战局，德国人便失去了全部的斗志，它的盟友也已经崩溃。整个中欧盟国陷入了崩溃和革命，军事精英的疯狂才以鲁登道夫个人的精神和社会一起崩溃的方式宣告结束。对规律的盲信让1914年的军事精英们发动了一场志在必得的战争。规律失效时，他们的不择手段和一次次的突破底线，又让原本应该“短促而剧烈”持续几个月的战争，变成了一场持续四年多的灾难。
面对一战的灾难，一百年前协约国的政治首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而那些在一战中总结经验的军事精英看到的却是用坦克和快速突破的“闪电战”战术，突破机枪和铁丝网构成的防御阵地。用集中使用潜艇的“狼群战术”摧毁英国的运输能力，让英国陷入饥荒。通过对波兰和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强制的德意志化”来掠夺东欧的财富和粮食，以此应对英国对德国的封锁。用纳粹制度来杜绝德意志帝国的“有限的民主制”对军事当局的掣肘。看到这一点，就看到了另一个角度之下的二战。它是一战的延续，也是一战这场灾难的变种。经过二十年的休战，人们以各自的方式避免了一战的重演。但一百年来，导致一场战争演变成灾难的原因却并没有被杜绝，面对这样的威胁，人们唯一行之有效的手段依然是“捍卫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