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注：此时时代背景为5 月 16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它宣布撤消了原先的《二月提纲》， 并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设立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后来陶铸也担任顾问），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通知》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总路线：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里明确阐明了，文化革命不只是文化革命。实际上意识形态的革命只是一个切入点，文化大革命根本上是要进行阶级斗争，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从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很快，文化革命就得到了社会的响应，第一个响应的是北大的聂元梓。

5 月 25 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 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点名批评 北大党委领导领导限制运动的发展的做 法。实际上，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北大以及工作组就极力压制给党委意见的 人，直到《五一六通知》发出，聂元梓等人受到鼓舞，贴出了这张大字报。可想而知，如此“大胆放肆”的言论遭到了北大党委的激烈批判，聂元梓被打为“邓拓帮凶”、“叛徒”、“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大坏蛋”。但是，聂元梓的大字报迅速得到了中央革命派的支持，毛泽东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在中央对聂元梓大字报予以重视和肯定的鼓动下，一些高校、中学开始了对党委的批判，开始指责官僚限制运动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矛头迅速从文化领域指向政治领域。一些学生还自发成立了群众组织，比如 5 月 29 日清华附中学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等人成立的一个名叫“红卫兵”的造反派组织。

但是，中央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官僚们还极力想把运动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们还希望这是 1957 年“双百”运动的翻版，他们还说文革就是“引蛇出洞”，也就是引出那些批判官僚的人，然后予以打击。6 月 3 日开始，刘少奇开始派工作组进入各学校“领导”运动，各校开始停课。同日，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工作组的“八条指示”即“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鉴于之前的教训，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态度暧昧：“也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后来又说：“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6 月 4 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专程前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在 3 人一再的坚持和保证下，6 月 13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派工作组在全国铺开。工作组进入学校后，打击造反派，保护保守派，开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残酷的镇压，为了把运动引向官僚的轨道，工作组还打击了一大片干部，这就是“五十天白色恐怖”。

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 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 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工作组七 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 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ＸＸ（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

就在“五十天白色恐怖”之时，毛泽东正在外地视察， 这是重大历史转折时争取各方力量的举措。6 月份，在南方视察时，毛泽东写下了《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此时的毛泽东，踌躇满志，正在准备将革命推向高潮……..

（以上节选自《共和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