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天然是一个与全欧洲、而不是与欧洲任何邦国平行的世界。彼得大帝以后，俄罗斯精英持之以恒地说服自己相信：俄罗斯只是欧洲的一部分，只是欧洲大国俱乐部的一员，与英国或法国平行。为了使这种假定尽可能逼真，他们甘愿超越——甚至违背——俄罗斯自身的利益、消耗俄罗斯的国力去干预不可能为她带来回报的欧洲事务，亚历山大一世的西欧外交就是典型的例证。在1812年维也纳会议与1914年世界大战之间，俄罗斯濒临实现目的。大战的负荷压垮了脆弱的俄罗斯社会，正教专制(despotism)皇帝和欧洲绝对(absolutism)君主的冠冕因此同归于尽。支离破碎的俄罗斯社会在布尔什维克的紧身衣下，再度背对欧洲，营造一个平行的世界。

俄罗斯总是正确的。这个正确性体现于神秘真理的意义：神义论和神正论，而不是红衣主教黎塞留或俾斯麦亲王那种国家利益意义上的正确。戈尔查科夫可以自诩与梯也尔和俾斯麦相匹敌，因为他的主子是彼得(欧洲人和敌基督)的继承人;李维诺夫和莫洛托夫却没有任何交涉对手，因为他们不是外交官，而是口衔天宪的神谕传达人，对方可以接受或不接受，但不要妄想破坏神谕的完整性或是对其讨价还价。苏维埃俄罗斯的外交(如果这种行为模式还能称之为“外交”的话)可以概括为一系列冗长的自说自话纪录，而后继之以残暴的镇压(如果对方是弱者)或坚定的对抗(如果对方是强者)。这些被欧洲同行视为外交官的人，其实是“内交官”。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国家利益(从法理和教义上讲，苏联也并不自认为国家)，而是为了论证神义，以便通过莫斯科祭司团体的严酷考验。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苏维埃外交似乎是为了最大限度提高统治成本而设计的荒谬举措。但不要忘记苏维埃俄罗斯不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的(对比一下黎塞留的原则：国家没有不灭的灵魂，因此除了现世利益以外无所追求)，她甚至不是国家(根据斯宾格勒的定义，就是有形态的权力)，而是反权力(无形态的权力)，只是出于权宜之计伪装成国家，以便完成其毁灭一切国家的先在使命。

在英国国教徒-经验主义者或清教徒-个人主义者眼中，这种看不见的使命纯属走火入魔，而且具有权能哲学的偶像崇拜性质。但在俄罗斯正教徒的前理解中，帝都的遗嘱就是俄罗斯的存在理由。他们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是敌基督的走卒，但理解布尔什维克的逻辑却毫不困难。自然，根据任何欧洲标准，这两种敌对而同构的逻辑都属于精神分裂的范畴。

苏维埃帝国的基础不是马克思偏爱的城市自治公社，而是逆向(对内)超经济剥夺。然后，超经济剥夺支持的国家机器向外圈扩张，如是周而复始。帝国核心大俄罗斯承受最大牺牲，统治各加盟共和国，而后是各卫星国，而后是各友好国家，而后是广大的斗争地区。不可避免，核心的膏血总有耗尽之日，该发生的事情早晚会发生。唯一的意外是：卸妆后的俄罗斯没有(像她的精英设想的那样)回归欧洲，而是(更加自然地)回归拜占庭——不是查士丁尼的拜占庭，而是小安德洛尼库斯的第二个拜占庭：刚刚逃出拉丁帝国的魔掌，被欧洲遗弃、被异教徒包围。”亚历山大抱怨他的父亲没有留下可供他征服的地方;哎呀!老天!我的爷爷没有留下可供我丧失的疆域。”

俄罗斯丧失的并不仅仅是疆域。她在布尔什维克引以为自豪的历史加速剂驱动下，在七十年间走完了欧洲各民族需要走几百年的生命历程，由一个比欧洲年轻的半野蛮民族变成一个比欧洲衰老的半瘫痪民族。末人文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她自杀式的生育率，精确地标志衰老的不同程度，反映“生之意义”的丧失和“当前幸福”的瘟疫。成熟期文明嘲笑初民的多产，内心却怀有极大的恐惧。被奥古斯都法律强制生育的罗马公民面对日耳曼蛮族，受福利国家津贴诱惑而勉强生育的欧洲人面对中东非洲移民，都有这样的表现。但处境最为悲惨的，莫过于俄罗斯。她曾经野蛮而年轻，羡慕文明却不知道珍惜青春。现在，她还没有像欧洲一样文明，却已经比欧洲更衰老。

于是，俄罗斯的外交只剩下仪式性的怀旧和表演。她需要一场安全的格鲁吉亚战争，好让国内的观众幻想彼得或斯托雷平的时代。她需要戴高乐式的姿态，戴高乐主义者在西方世界的安全大后方向东方示好、在美国的保护下反美。新俄罗斯就是这样表演“大国独立外交”的。她跋鼓齐鸣的反西方鼓噪掩盖不了对南方的恐惧：在不太远的未来，俄罗斯的老人就会依靠中亚和高加索的劳动力供养，正教徒的大教堂就会依靠异教徒的士兵保卫。